汽车历史

数汽车风流人物难忘饶斌--中国汽车之父

    　回忆这些，张矛讲得很平淡，似乎在是讲一个故事。但听着却感到一种分量，体悟到一种情怀与博大。事隔多年，在读张矛写的传记，依然是那样平静，力透纸背。在我看来这已不是用笔撰写的传记，而是用心和生命书写的历史。 

　　张矛与《饶斌传记》

　　春节里我把张矛撰写的《饶斌传记》读完了。84万字的煌煌巨著需要静下来耐心地读，而且要对汽车有兴趣，才能被吸引，走进传主的世界，去感受饶斌不平凡的汽车人生。

　　饶斌是汽车界倍受尊敬的人物，有中国汽车工业奠基人之称，被誉为“中国汽车之父”。

　　传记由三大部分组成，即饶斌早期参加革命生涯的回顾，解放后主动请缨兴建一汽，后奉命建设二汽的全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对中国汽车工业进行艰苦探索等。这虽是一本人物传记，但实际上是了解共和国汽车史的一部颇具史料价值的读本。平实、质朴的文字，详尽而又细腻地还原了历史，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有助于我们今天对汽车问题的研究，从而使我们不仅了解了历史，而且看到了一个血肉丰满，真实可信的饶斌。

　　雅宝胡同10号

　　早就听说张矛在撰写饶斌的回忆录。6年前，我曾经人民日报老记者林钢先生介绍一起去拜访过张矛。

　　张矛是饶斌的夫人。这是一位与饶斌一样从学生时代起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经历过枪林弹雨，血雨腥风的洗礼，在创建共和国时贡献过青春年华的老人。在未见张矛之前，林钢先生就告诉我，张矛也是一位党的高级干部，中纪委委员（中共十二大），对汽车工业比较熟悉。

　　“我们家很好找，老北京叫‘哑巴’（雅宝）胡同”。一见面时张矛就热情地介绍说，雅宝胡同有大小之分，我们家是小雅宝胡同10号。张矛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尽管当时她已70多岁了，但精神爽朗，看不出已是上了年纪的老人，上下楼梯连奔带跳反应灵敏，谈吐清晰。张矛说，我现在身体很好，主要是整理饶斌遗留下来的资料，在写回忆录。

　　这是一撞独门独院的两层楼的洋房，建筑呈中西合璧的风格。底楼是会客厅，放有饶斌的半身铜像。据张矛介绍，这是湖北某学院师生送的。左侧的墙壁上挂有李岚清亲笔书写的一副字，录的是唐朝诗人王维的诗赠送张矛并寄怀饶斌。张矛说，饶斌去世之后，每年都有一些汽车界的老同志和国家领导人来看望她，如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还有在中央工作的王兆国等。

　　谈到汽车，张矛很有感情。她说，我虽然不懂汽车，但我目睹了汽车业发展（主要是饶斌的工作）的艰难，尤其是二汽建设，在吃住行等方面都十分艰苦的环境下硬是在山沟沟里建起了一个现代化汽车厂，张矛也是亲历者。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事，用今天的眼光看还是值得引以为自豪的事。

　　回忆，在老人叙述中变成了历史。我问张矛，这种艰苦还能有具体的比喻吗？张矛说，建设二汽时，当时的干部和工人以及工程技术人员都是住的干打垒房子（泥房），十堰还是个十分荒凉的山区……

　　在张矛的记忆里，上海是与饶斌有着特殊关系的城市。张矛说，饶斌早年作为东北流亡学生时来到上海是为了寻求真理参加学生运动，投身革命。至今，在《同济大学学生运动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同济医学院饶斌，张勘滋等一批刚从满洲医大转来的学生，目睹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犯下的种种暴行，亲身经历了流亡生活的痛苦，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盼望着政府立即出兵，打回老家去，他们经常在同学中宣传抗日救亡的迫切性。他们组织了为黑龙江抗日将士的募捐活动，到吴淞、杨行、崇明等地进行抗日的宣传。”其次是，1978年改革开放时，饶斌建议把引进国外轿车装配线定在上海，支持上海走中外合资发展轿车工业的思路，开始对中国汽车业进行艰苦的探索，再是，他亲自过问桑塔纳国产化问题，关心上海零部件企业的改造，下基层做调查，思考中国轿车工业发展的问题等。

　　1997年，在饶斌去世10周年之际，我向张矛约稿撰写纪念饶斌的文章。她答应很快就寄来了稿件。我知道她在撰写饶斌回忆录需要资料，特定为她订了一份上海汽车报。她来信表示谢意，执意要自费订阅，真让人感动。

　　“白面书生”的由来

　　张矛是个很坦诚的人，与她交谈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遮掩，实事求是。在读传记时，真有文如其人的亲切。比如饶斌在筹建一汽时，长期以来有不同版本的说法，张矛在传记中写到，“他在东北纪委工作时，被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所吸引。”张矛说，饶斌当时兼任刚成立的东北财经学院的院长，但他很羡慕那些在基层实实在在干事业的人，于是他向东北局提出去一汽工作的申请，东北局同意了但要请示中央，因为饶斌也是一个不小的官，先后担任过哈尔滨市的市长，松花江省的副省长，省委副书记。“政治局讨论这项任命（一汽厂长）时，毛主席曾问：饶斌是在哈尔滨市当过市长的那个白面书生吗？当时列席政治局会议的段君毅（时任一机部副部长）回答是，毛主席又问：他厉害吗？”张矛说，看起来，毛主席担心这个白面书生率领千军万马进行这项经济建设（建设一汽）是否有足够的魄力。熟悉饶斌的同志回答，还可以。任命就被通过了。后来几十年的实践证明，饶斌不仅是懂汽车工业建设和管理的高层领导，也是亲历亲为的实干家。由此，“白面书生”的饶斌成了一个有文化知识又懂技术和管理的领导者形象在汽车界流传开来。从此饶斌完成了一个职业革命者到汽车工业专家的人生转折。

　　用三年建成一汽在上个世纪50年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成就。即便是在当时的国际汽车界也是不多见的项目。就此，饶斌作为中共八大代表在大会上作了专题发言，这在全国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后来我从当年的老新闻中查到，1956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新华社记者写的报道“解放牌汽车试制出来了。”报道中说，“解放牌汽车是以苏联生产的吉斯150型汽车为范本，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改进部分结构而设计和制造出来的。这种汽车还可以根据需要改装成适合各种特殊用途的变型汽车，如公共汽车、工程汽车、倾卸汽车、起重汽车等等。”有趣的是，其中有关“解放”命名的由来长期以来说法也不够确切，这次在《饶斌传记》中找到了答案――

　　载重汽车（解放）的命名，是由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中央领导说，我们的军队叫解放军，我们就叫解放牌吧！名字定了后，中央领导同志请毛主席题写车名，毛主席立即挥笔写了几个“解放”字样，最后由毛主席，朱总司令共同选定两个字，做出摸子铸成后，镶在车头上，解放牌汽车就此诞生了！

　　三年前，长春车展时，一汽把试制的第一辆东风牌轿车拿出来展示时曾引起轰动，今天看来，此车已经成为文物，原因是它与毛泽东有关，这也是今天研究汽车历史的人不可忽视的细节。尽管媒体也有不少介绍，但我总觉得不是原创，有二手资料改变之嫌。今天在读《饶斌传记》〉时有走进历史的感觉。张矛在书中说，载重汽车生产后（解放牌卡车），因国内各方面人士希望生产小汽车，毛主席在1956年讲述《论十大关系》时，提到过汽车工业。当时他说：“什么时候我们开会能坐上自己生产的小轿车就好了。”时任一机部部长的黄敬让一汽设计试制小轿车，取“东风压倒西风”之意，定名为“东风牌”。后来1958年2月13日，毛主席在视察一汽时也向工人们提出“什么时候能坐上我们自己造的小轿车。”

　　不久，一汽就试制出东风牌轿车。饶斌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汇报，想请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检阅。杨尚昆发现车头“东风”两字是拼音字母时，立即指示要换上中文，免得被人家误以为是外国车。后来在人民日报社找到毛主席《东风压倒西风》的题词，把“东风”两字影印下来雕刻镀金而成。

　　“东风”轿车是专为“八大”试制的献礼车。1958年5月22日，人民日报还专门刊登了毛主席乘坐东风牌轿车的新闻，“毛主席下了汽车对聚集在周围的中央八大第二次会议的代表们笑着说‘坐上了我们自己造的小汽车了’。”

　　其实这是一辆仿制设计的轿车。张矛在传记中说，“外表粗糙、门不结实、关不严、各处的缝隙太大……总之，第一辆东风小轿车是一汽第一次按实物测绘修改试制的产品，没有一点经验，为向‘八大’献礼而紧张地突击而成，缺陷很难避免。”

　　轿车基地建在上海

　　上个世纪70年代末，饶斌再次进京接受新的任务。时任第一机械部部长兼汽车总局局长的饶斌开始对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进行全面的思考，在寻找新的方向的同时也在酝酿重大改革的措施。首先，他对30年来的汽车业的发展做了回顾总结，并划分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50年代，全盘从苏联引进技术，填补汽车空白，建成一汽和一批改建或新建的附件厂；第二阶段是60年代，主要是改造汽车修配厂如上海、北京和天津；第三阶段是70年代，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建成二汽和陕汽；第四阶段即80年代，即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确定汽车产品打入国际市场的目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资金，加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再是，提出了8个问题，认为就第四个阶段，应该看到和考虑起来汽车工业所面临的问题。其中要建轿车厂就是饶斌在8个问题中所特别强调的问题。“以上海为基地，小轿车建设方针除与重型车场相同外，还要强调以出口为主，进入国际市场。”

　　当1979年国家提出要建一条出口导向型的轿车装配线时饶斌率先想到了上海，并建议把“轿车基地放在上海，积极支持上海轿车项目（即上海与德国大众合资建厂生产轿车）”

　　“上海轿车项目是饶斌晚年最关心的项目”。张矛说，她在写这部分回忆时能够感受到年已古稀的饶斌那颗急于要中国汽车业搞上去的心在跳动。饶斌在谈到对合资企业的议论时说，我的态度是，对改革开放政策什么时候都不要动摇。合资是以我为主，要有自己的要求和愿望。以后上小轿车我还是赞成合资。帝国主义到第三世界就是搞汽车装配，不支持汽车生产，我们是有警惕的，现在是用CKD加快汽车生产发展，关键是要上自制率。在这方面饶斌旗帜鲜明地支持上海的轿车项目，驳斥了来自各方面的非议，他认为，发展轿车业是中国汽车工业又一次艰难的创业，亦是一次思想观念的深层次转变。

　　饶斌是个性情中人。张矛说，1987年在一汽换型庆功会上，饶斌动情地说，一汽已经经历了创业和换型两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发展轿车业的阶段；在第三个阶段我起不了什么作用了，但我愿意趴在地上起桥梁作用。

　　回忆这些，张矛讲得很平淡，似乎在是讲一个故事。但听着却感到一种分量，体悟到一种情怀与博大。事隔多年，在读张矛写的传记，依然是那样平静，力透纸背。尽管早在两年前我已读过她托饶达（张矛的长子）送给我打印的部分《饶斌回忆录》（暂名），但今天读来依旧是那样亲切。张矛说：“这部传记材料来源有的是他生前准备写回忆录时收集的，其中包括他在‘文革’中被造反派审查时所写的‘交代’，有的是以日记形式写下的某些想不通的问题，日后又逐渐梳理清的记录；也有一些来自我近４０年中不完整的日记。”在我看来这已不是用笔撰写的传记，而是用心和生命书写的历史。

　　饶斌站在历史的高度，把建设轿车工业当作建设支柱产业来看待。他曾经在桑车谈判最困难的时刻，回答了德国大众董事长哈恩提出的三个关键问题（即限制轿车进口，合资企业的地位和外汇），消除了德国大众对中国合作的疑虑。饶斌说，“我相信有政府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加上大众公司的技术援助和密切合作，上海轿车合资企业是能建立起来并获得成功。”

　　1987年，已退居二线饶斌带着组织上委托他考虑轿车工业发展问题再度来到上海，深入零部件企业调查轿车国产化的问题。正如人们所说，“汽车是他的命”。然而，他却倒在了为桑车艰苦创业的征程上。饶斌说过，“望在有生之年，还能看到这个胜利（轿车业的崛起）。”今天可以告慰饶斌的是中国的轿车业已经崛起并变成了现实。